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崔文静掌牛宝
1月16日，瑞穗证券（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穗证券”）完成工商登记正式成立，注册资本23亿元人民币。
作为日本最大金融控股集团瑞穗金融集团的核心机构，它不仅是中国首家日资独资券商，更使外资独资券商阵容扩容至六家——此前，摩根大通证券、高盛（中国）证券等已率先落地。至此，在华展业的外资券商总数达15家，开放浪潮持续涌动。
值得关注的是，瑞穗证券的团队配置凸显“全球资源+本土洞察”特色。其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耿欣曾主导筹建北京首家外资控股券商大和证券（中国），深耕中资金融机构近30年。核心成员中外混搭的模式，既衔接全球网络，又精准对接本土需求，成为外资在华布局的“标配”。
外资券商加速入场的背后，是中国金融开放迈入“制度型新阶段”。从申请到获批流程日益标准化、透明化。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指出：“这反映了监管重心从‘能否进入’转向‘如何高质量经营’，是开放深度与质效提升的标志。”
外资券商正在成为进一步激发内资券商活力的“鲶鱼”。在受访人士看来，外资券商通过搭建跨境双向通道、引入差异化产品和成熟风控体系，加速行业创新——既助力中资企业出海与外资入华，又缓解同质化竞争，推动资本市场向更市场化、国际化演进。
中国经济的“增长—制度—价值”三重红利，正吸引城堡证券、花旗等后续梯队加速申报。叠加“十五五”规划将高水平开放提至战略高位，以及QFII制度优化等实招落地，中国资本市场正日益开放。
第六家外资独资券商来了掌牛宝
1月16日，瑞穗证券有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正式成立。这家注册资本达23亿元人民币、日本最大金融控股集团瑞穗金融集团旗下的核心证券机构，不仅是国内首家日资独资券商，更标志着外资独资券商阵容已扩容至六家。
瑞穗证券的掌舵团队配置，体现了“全球资源，本土洞察”的战略。董事长由来自集团的大田原广担任，而操盘业务一线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耿欣，则是一位拥有深厚本土金融机构履历的资深银行家。
耿欣先后在中粮集团、中信证券投资银行部担任要职，之后在华菁证券、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等机构任职。更为市场所关注的是，他在2019年曾主导筹建了北京首家新设外资控股券商——大和证券（中国），并担任总经理近四年。这段从零到一、理解中国监管框架与市场生态的经历，成为他如今执掌瑞穗证券的一大优势。
与此同时，瑞穗证券财务负责人为林鹤，董事则由箕轮崇、岛雄毅一郎、李霖、张旭峰、大石健二郎共同担任。核心成员由中外人士共同担任，也是目前外资机构在华布局的常见配置，如此配置之下，既有助于该券商衔接全球网络，又能够精准落地中国市场。
伴随瑞穗证券的入场，中国外资独资券商达到6家，在华展业的外资券商达到15家。在此之前，已有摩根大通证券（中国）、高盛（中国）证券、渣打证券（中国）、法巴证券（中国）以及完成“独资转型”的瑞银证券（中国）先后就位。此外，还有包括摩根士丹利证券、野村东方国际证券、汇丰前海、华兴证券、东亚前海证券、大和证券、星展证券、中德证券、北京证券在内的9家中外合资券商同场竞技。
值得注意的是，外资券商候场者不少，全球知名高频交易机构城堡证券、花旗证券等机构的设立申请已在监管审批流程之中。三菱日联证券、美国银行证券、意才证券、日兴证券等多家外资机构也在积极谋求中国展业资格。
“鲶鱼效应”激活券商生态
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掌牛宝，瑞穗证券从2023年11月正式递交设立申请，到2025年9月30日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再到如今正式成立，共计用时20余月。
而从过往案例来看，摩根大通用时约8个月，高盛与渣打证券约13个月，法巴证券约36个月。
在田利辉看来，其背后折射出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新阶段。这种新阶段的核心并非单纯审批时间的压缩，而是不确定性成本的收敛，具体表现为流程日益标准化、透明化。这反映了监管重心从“能否进入”转向“如何高质量经营”，是开放深度与质效提升的标志。
从另一个角度看，伴随更多外资券商加大在华布局，其对于促进内资券商以及资本市场生态建设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章俊和田利辉，都认为外资券商在华展业具有“鲶鱼效应”，其可抬升行业边界与运行标准，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向更市场化、更国际化的方向演进。
章俊将这种“鲶鱼效应”具体阐述为三个方面：首先，外资机构依托成熟的全球网络与资源配置体系，能够提供跨市场、跨币种、跨制度的综合金融服务，为中资企业出海与境外资金进入中国搭建双向通道，助力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
其次，外资券商在成熟市场中长期打磨的产品设计与业务模式，为国内市场引入差异化供给，倒逼行业在投行、衍生品与资产管理等领域加快创新，缓解同质化竞争。
再者，外资券商普遍具备穿越多轮经济与金融周期的治理与风控经验，内控、合规与风险定价体系更为成熟，可为行业提供可对标、可复制的管理范式，提升整体稳健性与专业化水平。
三重优势引力增强
为何诸多外资机构争相加大在华布局？
田利辉将动因归纳为全球资本对中国市场“增长—制度—价值”三重红利的战略追逐。他认为，吸引力首先源于中国经济转型中蕴含的庞大金融服务需求；其次是持续深化的制度型开放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最后是当前A股估值优势与全球资产配置再平衡形成共振。这体现了国际资本对中国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角色变迁的深刻认知。
章俊则给出了更为详细的分析，其认为核心吸引力在于中国提供了“成长空间与制度确定性”的组合优势。
其一，在全球宏观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转型方向相对清晰，为外资参与产业升级、资本形成和长期资产配置提供了可评估的中长期机会。其二，中国资本市场体量庞大，投资者结构持续改善，为跨境投行、衍生品、资产管理等业务带来持续的增量需求。其三，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全面取消，监管规则日益公开、透明、可预期，显著降低了制度不确定性，使外资能够以长期视角进行战略布局。
综合来看，中国并非短期套利型市场，而是兼具规模、成长与规则稳定性的关键市场，这正是外资持续加码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并且将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论述位置由第九位提升至第五位，这显示出顶层设计对于对外开放的重视。
具体落地之处，更是有诸多细节值得关注。正如章俊所总结，在落地政策方面，2025年10月QFII制度迎来系统性优化，外资可参与的期货期权品种一次性扩容至百余个，同时放开债券回购、ETF期权和融资融券，资格审批与开户流程压缩为“高效办成一件事”。叠加此前全面取消证券、基金、期货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以及互联互通标的持续扩容、REITs等纳入研究议程，开放已由单纯放宽准入，转向更深层次的规则对接。
从市场数据来看，截至2025年9月，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规模达3.54万亿元，同比增长12.85%掌牛宝，处于近五年高位，表明制度型开放正在实质性转化为资金流入与市场参与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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