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5日晚日斗优配，红一军团红二师红六团在渡过乌江之后，冒着大雨突进至距离遵义仅四五十公里的地方。
在中革军委“迅速占领遵义”的命令下，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还来不及烤干衣服，就指挥红六团兵分两路向遵义发动进攻。
1月7日凌晨，红军占领遵义，遵义城内的黔军守敌，除了被打死的和投降的之外，剩余的都从城北门仓皇逃走了。
应该说红军占领遵义可以说是兵不血刃，因为黔军的战斗力之差，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御来。
当然，让所有红军战士都没有想到的是，遵义即将发生一件足以改变他们命运的大事。
一
在遵义会议时，中央的领导核心是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形成了。
这里需要格外说明。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之所以要在莫斯科召开，因为那时国内革命处于低潮期，白色恐怖到处蔓延，再加上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也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也要派代表团出席，因此最终决定在莫斯科召开。
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迫切需要共产国际支持。
六大选举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并在随后的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了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
1928年7月20日，在六届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上，选举向忠发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也正是因为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因此会议的决议也受共产国际影响特别大。
客观来讲，六大会议的决议方向基本上正确（即中国革命当前仍然处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但因为六大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缺乏基本的认识，因此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对中国革命并没有起到作用，反而带来很深重的灾难。
向忠发虽然当选为党的领导人，但实际并没有担负起领导的重任。
六届一中全会后，主要负责宣传工作的李立三在积极贯彻党的六大指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两年时间里，使得党逐步从极其严重的境地缓过来一丝精神。
不过，李立三错估了革命形势，特别是在中原大战后，李立三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因此主张“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
李立三所提出一系列的主张，后来被称为“立三路线”。
“立三路线”的贯彻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日斗优配。
不过，比较好的一点是，李立三比较快的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于是在1930年9月的六届三中全会上，主动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领导工作实际由周恩来、瞿秋白负责。
不过，因受共产国际影响，当时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决议以及1930年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国际来信会议的发言记录传到莫斯科，瞿秋白、周恩来逐步成为六届三中全会所谓“调和主义”错误的主要责任人。
为了避免分歧以及进一步造成党的分裂，周恩来主动承担了责任，并与瞿秋白一起请求退出中央政治局。
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在综合考虑后，决定“留周去瞿”。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此次会议完全是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召开，在米夫的扶持下，原来甚至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被选入中央政治局，但米夫考虑到王明威望不高难以服众等因素，保留了周恩来、项英、罗登贤、关向应、毛泽东等原政治局成员，其中周恩来仍任常委，负责主持组织以及军事工作。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王明回国后，曾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强烈提出要全面换班的要求，但在米夫反对下，没能成功。
不过，从此开始，在共产国际扶持下，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夺取党中央领导。
当时六届四中全会还责成政治局，要求为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
二
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深重危害。
特别是白区的党组织基本上都被破坏了，特别是在1931年5月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敌人逮捕以后，党中央在上海也难以立足，只好退到了苏区。
与之相反的是，中央苏区以及各个根据地的发展蒸蒸日上，尽管当时经由王明派出的一部分贯彻其“左”倾冒险主义的干部来到苏区，对苏区的发展产生了坏的影响，但总体而言还是处于积极发展。
不过，也恰是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需要中共派一个人到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参加共产国际的领导工作。
基于国内情况，王明决定远赴苏联，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为了继续掌握党的领导权力，王明在走之前指定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成员包括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其中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任常委，并由博古负总责。
要知道当时博古年仅24岁，才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书记，只是因为积极贯彻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
在当时，王明坐镇共产国际发号施令，博古在国内负责执行。
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日斗优配，维持了很多年。
1933年，博古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与李德发号施令，继续贯彻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毛主席等一大批富有经验的领导者因之被排斥在领导岗位之外。
1934年1月15日，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全会仍然肯定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路线。
也正因为如此，从1933年9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后，因仓促应战，加上以阵地战代替了过去的游击战、运动战，红军苦战了一年多，却最终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根据地反而不断缩小。
尽管当时已经有人提出了不少反对意见，但因博古、李德掌握领导权力，不断排挤这些正确的声音，导致了红军内外交困的局面。
在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因采取“搬家式”的办法，严重拖垮了红军行军速度，致使红军在过湘江时付出了巨大的损失。
不仅仅是在普通红军指战员心目中，就连党的领导人中，对博古、李德不满的情绪已经上升到了顶点。
三
1934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在湖南省通道县召开会议，史称“通道会议”。出席会议的又博古、朱德、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七人参加。
针对当时国民党军可能已经知道红军想要过湘江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情况，毛主席力劝博古、李德等人放弃原计划，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尽管博古仍然表示反对，但当时与会的成员中，绝大多数都赞同毛主席的提议，就连张闻天、王稼祥也都赞同。
这为后来遵义会议埋下了伏笔。
黎平会议后，张闻天、王稼祥在黄平老城东门内橘林休息时交流看法，当时两人达成了一致观点：
“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应该说，此次橘林谈话，对党中央后来改选领导核心有很重要的作用，这两个人在遵义会议上投出了最关键的一票。
“橘林谈话”的情况后来也在许多红军高级将领之间传开，客观上为毛主席出山指挥做了舆论上的铺垫。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中，会议改组了中央的领导机构，选举毛主席为，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周恩来作为党军事上最后下决定者。这等于解除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对于自己在遵义会议上遭到批评，博古一度想不通，甚至很闹情绪。
10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向向土城方向开进，当时川军郭勋祺部也尾随而至，临危受命的毛主席在观察了土城一带地形后，决定在此伏击川军。
不过因为情报失误，当时红军误以为追击的川军只有四个团6000余人，但实际打起来以后才发现，追击的川军是六个团上万人。
土城一战是毛主席复出以后的第一战，结果失利，不光是毛主席心情欠佳，就连许多干部也议论纷纷，博古更是说：
“看起来，狭隘经验论指挥也不成。”
1935年2月5日，中央红军抵达川滇黔三省交界处后，再度召开了重要会议，史称鸡鸣三省会议。
此次会议决定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分工，即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博洛交权）；博古改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红军长征出发时，主任名为王稼祥，实由李富春代理）。同时，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应该指出的是，促成“博洛交权”的是包括鸡鸣三省会议以及后续苟坝会议，这其中还经历了一个过程。
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红军再度成了“朱毛红军”。
因为有了遵义战役的大胜，驱散了土城战役失利的阴影，中央红军在遵义、鸭溪、白腊坎一带休整待机，徘徊诱敌，前敌司令部驻扎苟坝期间，时任红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写信建议攻打打鼓新场。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不光是朱老总赞同林彪的意见，甚至在后来的军委会议上，毛主席提出比较慎重的意见，认为打鼓新场不能打，然而在场支持的人也并不多。
此次会议上，毛主席因坚持自己的意见，与大伙闹得很僵。
据周恩来事后回忆：
“毛主席回家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这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明了毛主席的远见卓识。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周恩来主张让毛主席来担负统帅之责，他后来曾与博古有过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其中大概得意思是：
“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对毛泽东，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
1935年3月11日苟坝会议上，中央决定采纳毛主席的意见，改变过去“集体指挥”、“少数服从多数”的模式，要集中军事指挥权力。
第二天，毛主席的建议得到了一致通过，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又称“三人团”）。
尽管周恩来仍然拥有最终军事决定权，但他的大公无私使得毛主席成为实际的决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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